邹啸鸣

    针对当前引发社会关注的一系列财政热点问题，日前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集中解答。对这几个“解答”，我作为纳税人和经济学者，感觉并不满意，在此谈谈我的看法。

    在财政收支问题上，花钱的人往往觉得少了，而掏钱的人往往觉得多了，这是常识。如果只有花钱的人掌握话语权，那么财税收入永远都“不高”，哪怕纳税人早已不堪重负，也无处表达。

    用“美、日、德、法等国人均财政收入水平都在14000美元以上”来暗示我们的人均财政负担“并不高”，更是错得离谱。他们生产效率高，人均产出高，人均收入高，人均社会福利高，人均公共服务水平高，而且关键在于：他们的社会福利绝不是向官僚阶层严重倾斜的结构。

    因此，如果要比较所谓的“税负水平”，就不能仅仅站在用税人的立场上解读。税负是否沉重的问题，不是一个简单的“科学”范畴的问题，而是公民权利是否得到伸张的问题，是纳税人是否有权参与博弈的问题。现在流行谈“接轨”，那就应该全面接轨，总不能宏观税负水平跟欧洲接轨，公民权利跟非洲接轨。

    政府取得税的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，一种是利用智力不对称进行欺骗，从而“巧取”，这是一种“同意的算计”；一种是利用的是暴力不对称而“豪夺”，那是一种“不得不同意的计算”；还有一种是由公民通过政治程序伸张自己的权利，达到“公民权利与公共品、公共福利”之间的均衡，属于“同意的计算”。它们都不是所谓的“科学的计算”。

   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税的概念，包括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和纳税人，耳熟能详的就是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以及“税的强制性、单向性和无偿性”。马克思对此就有深刻的阐述：“赋税是官僚、军队、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，一句话，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。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。”当然，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当年马克思所批评的封建专制社会，也不是政府与民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社会，税负的社会意义也早就超越了养活官僚阶级层面，而在于为社会提供广泛的公共品。

    我认为“税是一种交易”———它包含两方面含义：政治层面，它意味着，“没有选举权就不纳税”。经济层面，纳税人缴纳税收以后，必须比较自己所获得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是否“对称”。

    说一千道一万，归纳为一个常识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必须完全公开，接受纳税人的监督。事实上，“热点解答”通篇没有提到纳税人的权利，而只是用税人“代表”纳税人说“不痛苦”——— 谁信？